当时我经常到贺麟先生家当面请教一些哲学问题，贺先生热情接待我。贺先生欣赏陆象山、王阳明的“心外无理”说，反对理在心外。我后来听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程，才知道他的思想观点和冯友兰在这方面正好是对立的。在西南联大，对立的观点争奇斗艳，已成为学风。贺先生当时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，但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却是：“我虽然重翻译，但做学问，最终还是要依据原文，不能单靠翻译。”

我转入哲学系后念的第二本原著是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，这是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、美学家冯文潜先生(字柳漪)在讲授西洋哲学史课程时要求我们必读的书。柳漪师特别嘱咐我：“要熟读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，这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最重要的必读之书，要像读《论语》一样地读。”做学问，首先要打好基础，熟悉原著，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似乎都强调这一条。柳漪师了解到我因经济困难在外“兼差”，由于时间冲突，常常不能听他讲授的“美学”课，便破例允许我可以不上课，以读书笔记和学年考试成绩结业，还说：“学习不一定非得围着老师转不可。”我的“美学”课成绩居然得了92分。

在联大期间，我特别爱旁听一些必修课以外的课程。有一天，上课铃声正响，我赶着要去上我本系的一门什么课，途经一个大教室，见窗外站满了人，便挤上前去探头看窗里，原来是吴宓正在上“英诗”课。一看黑板，满满地都是大大小小的“One”(一)和“Many”(多)。有点像魔术，顿时吸引住了我，足足站了50分钟，本系的课自然也就放弃了。吴先生的“英诗”课是一个学期，我旁听了几乎大半个学期。他讲的内容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：“多”离不开“一”，“一”也离不开“多”，美就是讲的多样性的统一，即多中之一，亦即和谐。吴先生为人耿直，放荡不羁。可是，吴先生备课之认真，也广为英语系同学所传诵。听说，他每次讲课前一夜，都要写出详细的讲授提纲，哪些先讲，哪些后讲，哪些多讲，哪些少讲，他都要仔细斟酌。临到讲课的那天清晨，他还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，默想一遍当天讲课的内容。他的讲课效果很好。我亲身看到，他讲课不看讲稿，偶尔瞟一眼，马上又面对学生，即便是引文，他也背得很熟，极少拿起书本照念。吴先生是一个性格多方面的人：为人不拘小节，教学却严谨认真；讲西洋文学史，却重中国经典；爱《红楼梦》，却崇奉孔子。吴先生本人就是一个“一中有多，多中有一”之人。

像吴先生这样的人，在西南联大尚不乏其例。西南联大很赞赏这样的人，这也许是西南联大自由之风的一个标志。西南联大这个学校也是一座“一中有多，多中有一”的学府。政治思想方面：进步的，保守的，中间的，左中右都有，各得其所。学术派别和学术观点方面，仅以哲学系为例，有信奉陆王心学的贺麟，也有信奉程朱理学的冯友兰；有信奉大陆理性主义和佛学的汤用彤，也有维也纳学派的洪谦。风格方面：汤用彤，雍容大度，成竹在胸；冯友兰，博古通今，意在天下；冯文潜，精雕细刻，入木三分；贺麟，出中入西，儒家本色；金岳霖，游刃数理，逍遥方外。总之，名家荟萃，各有千秋。西南联大是百花园，学子在这里可以任意采摘；西南联大是万神庙，学子在这里可以倾心跪拜。我和我的联大同学们就是在这样自由的学术雨露中成长起来的。

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，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，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，也经常有之。我亲身经历的是，闻一多与沈有鼎，两人同开“易经”课，经常互相旁听。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，意味着开阔视野，意味着学术对话。我在西南联大期间，共旁听了四五种课程。从旁听中学到的东西似乎更牢固，更多启发性。

中西融合是西南联大哲学系老师们治学的共同特点。仅以冯友兰为例。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史，总是联系西方哲学史来考察。他讲中国哲学史，却把我的兴趣引向了西方哲学史。通过冯先生“讲的”中国哲学史，我觉得中国传统思想缺乏分析和逻辑论证，许多内蕴很深厚的东西都被掩藏了起来，可以玩味，却难于解说。我当时心想，要学哲学就要学西方哲学，中国传统里太少逻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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