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8年12月13日，夙愿未偿的李长之先生驾鹤西去，享年69岁。生前的飞扬与落寞，死去的沉寂与随后的“出土”，在李长之身上堪称戏剧。我曾长久地伫立在西单武功卫，看那繁华与喧嚣的背后，是否漂浮着中国文艺复兴的游魂。想二十余年家居此地的李长之，眼睁睁见自己绝大的热望都归于虚无，该有何等的扼腕与叹息。清华园的意气，黄叶居的寂寥，原来李长之早就料中了天才的结局。在1933年写定的《〈红楼梦〉批判》中，他为曹雪芹描画的身后遭遇几乎一语成谶：“在百七十年前的今天……中国这唯一的大作家，在创作了那部惊天动地的唯一的大著作《红楼梦》之后，贡献给我国一般醉生梦死、毫无感觉的畸形读者，果然获得了淡淡的冷遇和乌烟瘴气的误解，就在这情形之下，寂寞地穷愁地依然怀了哀戚地只好无精打采地去了！”我惭愧，我无法冲决一切束缚的罗网，去和我们的天才握手。不知为什么，读《李长之文集》，我常废书而叹，拍案惊起：历史为何老让明珠蒙尘、黑铁放光？时耶？命耶？

《诗》云：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”在民国学界的满天星辰中，李长之算不得光耀万丈，然而才力与学识、见地与境界原不与名气挂钩。他是单打的才子，只被少数人默默而强烈地怀念着。幸好今时满天飞的著名教授与知名专家并不能遮蔽我的双眼，浮云过后，我更爱我私淑的李长之。他勤奋、高产，十卷本《李长之文集》俨然他卓然自立的丰碑。文集所载，煌煌五六百万言，既有《鲁迅批判》《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》《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》这样广为人知的名著，也有鲜为今世人知晓的各种报刊评论，而如《迎中国的文艺复兴》《德国的古典精神》《西洋哲学史》一流的著作在大陆确乎是第一次全面的钩沉。斯人已去，文集犹存；言犹在耳，敢不传达？

巧啭岂能无本意

一般人眼中的李长之，纯然是一个批评的才子，他敢写，能写，洋洋数千言往往倚马可待。所以无论是所谓的“清华四才子”（陈铨、李长之、张荫麟和钱锺书），还是所谓的“清华四剑客”（李长之、林庚、季羡林和吴组缃），李长之都能名列其中。甚而鲁迅也不忘“揶揄”他为“李天才”。然而，那种援笔立就千言的才子，在民国学界风云录中实在算不得什么。况且中国人本就讳言天才，推崇老成持重，所以江淹、王勃一类的人物往往传为子弟戒。年少轻狂，在中国几乎就是一个贬义词。于是有所谓的“悔其少作”，于是有所谓的“五十岁之前不著书”之说，然而李长之偏不为这些所蛊惑、所窒碍。他要写，他每常看见《歌德文集》厚厚几十卷，就警觉起老人们的话来——“什么‘悔其少作’，不过是偷懒罢了。”他在24岁时写的《告青年文艺者——当心你的二十四岁》中以歌德24岁完成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、陀思妥耶夫斯基24岁写定《穷人》等事例为证，力劝青年朋友不要推脱，不要世故，不要偷懒，他甚而愤言道：“世故的人们又劝人不要多写，这完全是欺哄人的，没有这回事！我们该说的话实在太多了，言论不自由，我们当有话争，盲从和奴性还在弥漫，我们当有话扫除，许多同是人类的同胞还在过非人类的生活，我们当有话呼吁……”他并不空言，自己实在也勤勉地去实践，京津乃至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，都排满他的文章，从《自由评论》到《益世报》，从《北平晨报》到《大公报》再到《宇宙风》再到《中央日报》，据李长之自己估计，仅抗战前发表的就有二百余万字。

他是如此笔耕不辍，收获颇丰自然就不在话下了。24岁，诗集《夜宴》出版；26岁，《鲁迅批判》结集出版；27岁，《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》写定。到了抗战期间，李长之的著译更是迎来高峰，我们试看：1940年是《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》；1941是《波兰兴亡鉴》和《西洋哲学史》；1942年是《批评精神》《星的颂歌》；1943年是《苦雾集》《德国的古典精神》及译著《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》；1944年则有《韩愈》《北欧文学史》和《我教你读书》（今亡）问世；1945年，却又是《梦雨集》《〈文史通义〉删存》（今亡）和译著《歌德童话集》。实际上他抗战时孕育的雄文巨著远不止此，1948年出版的《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》大体也完成于这个时期。此后，他传世的作品还有《李白》《大理石的小菩萨》（童话集）、《龙伯国》（童话集）、《陶渊明传论》《司马迁》《〈诗经〉试译》《中国文学史略稿（三卷）》《孔子的故事》以及译著《强盗》（与杨丙辰合作）等。此外，他抨击时政、批点教育、阐发文艺的单篇文字更是密密如雨。他曾自言“要以文字之力，和社会环境去恶战”，因此他之四处出击、到处立言也就理所当然了。

文章来源：《学术月刊》 网址: http://www.xsykzz.cn/qikandaodu/2021/0414/505.html